禁弛之争实为虚构近代中国面对千古未有之大变局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周积明、马建强
学界论说中国近代史，往往以派别对立来条贯历史脉络：鸦片战争前有弛禁派与严禁派，鸦片战争时期有抵抗派与投降派，洋务运动时期有洋务派与顽固派，戊戌维新时期有维新派（改良派）与守旧派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是导致戊戌变法，庚子以后有保皇派、立宪派（改良派）与革命派。与此脉络相应，每位重要历史人物大体都会被归入某一派别，并在这一派别的既定思想脉络中作为实在对象加以研究。长期以来，这种叙事模式可谓深入人心，但细加思考，却发现可质疑之处甚多。
禁弛之争实为虚构
近代中国面对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应付时变之主张纷然而出，不可避免会彼此对立。这些对立的意见，是否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叙事中的决然对立、剑拔弩张的派别对立与斗争，是值得考量的问题。从中学时代起禁弛之争实为虚构近代中国面对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历史教科书就告知学生，鸦片战争前，清廷在禁烟问题上存在两种对立的派别，即黄爵滋、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和穆彰阿、琦善、许乃济为代表的弛禁派，这两派之间充满斗争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是导致戊戌变法，弛禁派对林则徐禁烟进行了百般阻挠。
然而考诸史实，鸦片战争前，广东地方官员虽然有弛禁建议，但是，一旦道光帝表明了其禁烟态度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是导致戊戌变法，则“举朝无继言者”。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十日，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道光帝谕令各将军、督抚等“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结果是“中外复奏，皆主严禁”，惟在如何禁烟上存在不同意见：黄爵滋主张重治吸食；多数封疆大吏则主张重治鸦片入口，断绝鸦片来源。其间并无强大的弛禁意见，被后世称为弛禁派头目的琦善，不仅对弛禁未置一词，而且在天津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查烟活动。所谓鸦片战争之前弛禁派与严禁派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的虚构。
维新者决非仅康梁一派
以派别化的历史概念叙述近代历史，很容易在划分派别时造成历史的错识。以维新运动为例，所谓维新禁弛之争实为虚构近代中国面对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其基本含义为变旧法、行新政。问题在于，在晚清维新运动中，谁是维新派？很多论著回答说：康梁就是维新派，维新派就是康梁。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法？维新派的划分究竟以什么为标准？
如果以变法维新作为划分维新派的标准，那么，戊戌变法时期，主张变法维新者可谓不可胜数。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二十七日，谭献在日记中就写道：“海内豪俊无不以改法为救时、守故为失策者矣。”虽然戊戌维新期间有速变与缓变、全变与慎变之争，且夹杂帝党与后党、元老与新进的矛盾，但人思自奋，争言维新，是朝野上下相与鼓荡的潮流。可见，如果以主张维新变法为维新派的标准，那么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决非仅有康梁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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