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发动政变之时，杨深秀排第一，谭嗣同排第二
文：羽戈
平时说起戊戌六君子，打头的往往是谭嗣同。不过当时官方排名并非如此。据《清实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谕军机大臣等：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八月十四日（9月29日）诏书历数康有为、梁启超等滔天罪过，随后称：“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阴图煽惑。……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须知中国政治，一向讲究座次、排名，谁坐上首，谁排第一，此中有深意存焉。在朝廷眼里，何以把康广仁排第一，杨深秀排第二，谭嗣同排第三或第五呢，这背后的故事，有待一一分解。
戊戌政变爆发于八月初六日（9月21日）。这一天，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请慈禧太后训政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为什么不跑，同时，“谕军机大臣等：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请注意，政变之初，朝廷要抓的只有康有为和康广仁，三天后才陆续逮捕谭嗣同等人，“谕军机大臣等：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拏解刑部治罪。”这中间，有一关键人物：袁世凯。慈禧发动政变之时，尚且不知康有为、谭嗣同针对她的围园杀后（即八月十四日诏书所云“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之阴谋，待袁世凯向荣禄告密，荣禄再向她禀报，这才把六君子一网打尽。
当六君子尽数入狱，再说排名。康广仁排第一，其实不难解释：在慈禧看来，戊戌变法的罪魁祸首，无疑是康有为，康有为跑掉了，只好拿其弟康广仁顶罪，何况康广仁也是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可为佐证的是，康广仁入狱之后，以头撞壁，痛哭失声道：“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此系看守六君子的狱卒刘一鸣告诉汪精卫，汪精卫转述于黄濬康有为发动政变之时，杨深秀排第一，谭嗣同排第二，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之“北京狱卒谈数十年来狱事”）他也明白，自己在扮演替罪羊的角色。话说康广仁的政见，本属维新派中渐进一系，与其兄的激进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论对戊戌变法的参与度，他的作用，好比打酱油。就此而言，六君子中，他是相对冤枉的一个。
康广仁之后是杨深秀。置身于六君子中，杨深秀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他身前是康有为的弟弟，身后是光绪亲自提拔的军机四章京，那么他算什么呢，到底干了什么事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为什么不跑，以致排名如此靠前？《清史稿·杨深秀传》云：“八月，政变，举朝惴惴，惧大诛至，独深秀抗疏请太后归政。方疏未上时，其子黻田苦口谏止，深秀厉声叱之退。俄被逮，论弃市。”大意是，当慈禧重出江湖，杨深秀上书请她隐退，把政权还给皇帝，由此触怒当道，惨遭杀头。这一说法，源自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康有为《六哀诗》写杨深秀，有“抗章请撤帘，碧血飞喷薄”之句，梁启超《杨深秀传》云：“至八月初六日，垂帘之伪命既下，党案已发，京师人人惊悚，志士或捕或匿，奸焰昌披，莫敢撄其锋，君独抗疏诘问皇上被废之故，援引古义，切陈国难，请西后撤帘归政，遂就缚。”问题在于，孔祥吉翻遍清宫档案，并未找到杨深秀“请撤帘”的“抗章”，缺乏证据，只能存疑。
与谭嗣同一样，杨深秀也曾在狱中题诗于壁，其中云：“久拚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他认为自己被捕，源于“积毁”，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正如《清史稿》所云：“深秀性鲠直，尝面折人过，以此丛忌。”唐烜日记也说，杨深秀“唯性情迂执，与朋友多落落寡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1898年9月25日）。倘若他曾“抗章请撤帘”，可谓忠肝义胆，光明正大，自可入诗，何必归罪于“积毁”呢？
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杨深秀。戊戌变法期间，其人官居山东道监察御史，论政见，属于维新派中激进一系，与康有为同志，平时往还甚密——张权致其父张之洞信中曾谈到杨深秀、宋伯鲁“与康最密”（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1898年7月30日）。他激进到什么程度呢？试举一例。戊戌年春，文悌参劾康有为，提到杨深秀受康有为蛊惑,“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所谓“万不敢出口之言”，自然十分大逆不道。据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杨深秀与文悌晚上值班，谈论宫中隐秘，慨然道：“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矣！”他以骆宾王自比，则视慈禧为武则天，呼吁八旗宗室中人效仿徐敬业举兵勤王，其反意昭然若揭。有人劝他韬光养晦，他则悍然答道：“本朝气数已一息奄奄待尽，尚能诛谏官乎？”另据张权书信，称“康又令杨向文言，令其觅一带兵之都统，借兵八千，围颐和园，劫两宫，要以变法”“在户部署中闻多人皆如此说”。又如《石遗先生年谱》（陈声暨、王真编，石遗是陈衍的号）记戊戌年事，有“深秀以常言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有余也”之语。这些说法，来源各异，并置一处，正可互证。
与此相应，政变前夜，即八月初五日（9月20日），杨深秀上《时局艰危拼瓦合以救瓦裂折》，附《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其内容，《申报》归纳为“圆明园有金窖甚多，请准募三百人，于初八入内挖取”，判定“实则与康有为、谭嗣同诸犯同一逆谋也”，所谓逆谋，即围园杀后。今查附片，并未言及“三百人”云云，不过孔祥吉认为，此片由康有为代笔，结合康有为自编年谱云八月初四日夜“……令诸公多觅人上折，令请调袁军入京勤王”，当知《申报》的推断并无问题，这一附片应是围园杀后之阴谋的要素之一。彼时彼刻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为什么不跑，慈禧等人显然不知其原作者是康有为，只能降罪于杨深秀，从而导致他在六君子中排名第二。
杨深秀之后，再说谭嗣同。作为康党二号人物、围园杀后之阴谋的主使者，谭嗣同的排名本该第一或第二，何以位居杨深秀之后呢，甚至有一次被排到区区第五位？窃以为这里有两个因素需要注意。一是慈禧把军机四章京视作一体，不便将谭嗣同单独拎出来，二则关乎对六君子的“不审而诛”。何谓不审而诛？正如刑部司官出身的刘光第所质疑的那样：“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此举大违清朝律法，当时如王文韶、陈夔龙、唐烜等大小官员都感到错愕、疑讶。故而八月十四日诏书特地提及这一节，列出的原因是“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此处之中变，应有两说，一是担心列强干预（事实上，英国、日本已经出手干涉，致使“与康有为往来最密”的张荫桓被另案处理），这是慈禧的最大顾虑；二是担心康有为党羽闹事，据唐烜日记，荣禄“密奏宜速行正法，恐逆党众多，事有中变，贻祸不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1898年10月4日）。此外还有一个理由，如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所云，“……并谓一经审问，恐诸人有意牵连，至不能为尊者讳，是以办理如此之速”，此处之尊者当指光绪；时在刑部供职的乔树枏也说：“……如果提审，许多事都牵涉到皇上”。为了保全光绪，使皇帝、太后之间的矛盾不至过分激化，这才快刀斩乱麻，速杀六君子。由于未经审讯，未曾穷究真相，谭嗣同的罪责不免被弱化，排名随之延后。不过，从八月十三日他排第五，十四日改作第三，还是能窥出一些端倪。
最后要分辨一点，六君子尤其军机四章京并非一体。论政见，以及与康有为的关系，谭嗣同和林旭的确都是康党；基于兄弟亲缘，康广仁亦难摆脱康党之嫌，哪怕二人政见不同；杨深秀即便不在康党的决策圈，起码也是康有为最信任的干将之一。至于杨锐和刘光第，非但不是康党，反而对康有为不无成见或敌意。拿杨锐来说。从派系上讲，他是张之洞的人，张之洞与康有为一度合作，终而分道，在致梁鼎芬信中，直接以“贼”称康有为，足见厌恶之深。近朱者赤，作为张之洞得意弟子，他对康有为一向不满。譬如保国会开会，康有为演讲俄罗斯问题，他偏偏当众假寐，以示不屑。担任军机章京之后，他与谭嗣同、林旭屡起争执，在致其弟杨悦信中抱怨道：“同列又甚不易处，谭最党康有为康有为发动政变之时，杨深秀排第一，谭嗣同排第二，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那边厢，在谭嗣同看来，杨锐跋扈，“媚旧党而排南海”。如此种种，可知杨锐与康有为的冲突之所在。基于此，政变爆发之后，张之洞四处发电，请王文韶等营救杨锐，电文云：“杨叔峤锐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这些固然都是实情，然而杨锐已经深陷政治漩涡，终免不了杀身之祸，与刘光第一道，沦为激变时代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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