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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在那战乱纷争的年代去思考中国的命运发展

他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在那战乱纷争的年代去思考中国的命运发展

他既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声名卓著、影响深远的人物,还是开一代新风气的文学理论批评家。

他引导了清末时期无数爱国人士,在那战乱纷争的年代去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发展,在混沌的乱世探索中华民族的去处,他就是梁启超。

他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在那战乱纷争的年代去思考中国的命运发展

一、历史痕迹

梁启超,字桌如,号任公,也号饮冰室主人。在很多历史典籍上,梁启超这三个字,一般是跟康有为放在一起,与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公车上书等词条一同陈列,供后世学者能在只言片语间感受着那个时代的风采。

梁康的名字就算相距也不会超过三行,但其实梁启超比康有为小十五岁。而两者的起点也大有不同,戊戌变法也不过是两者人生的一个交汇点。梁启超小时候被称为神童,他年少得志,九岁参加科举,十一岁便中了秀才,其天赋之盛,可见一斑。

梁启超因言辞激烈的改良观点,得罪了慈禧太后而被流放新疆,从新疆回来之后,才听说了康有为这一号人物,所以特地去广东结识了康有为。在后来几年时间里戊戌变法中出卖维新派的是,两人因共同的政治观点而一起策划了戊戌变法,那段时间的梁启超与康有为亦师亦友,对于当时社会的看法都是大同小异的,所以两者相言甚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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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举人拜秀才为师

梁启超听说广州个圣人叫康有为,能洞悉宇宙真理,还给圣上上书过,所以他远赴广州去认识一下这位奇人。当时的梁启超因年少成名,声名远扬。对于这位比他大十五岁却还是个秀才的康有为,并没有正眼看他。

与康有为深入交流之后,梁启超才发现,康有为身上确实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这位称为奇人的康有为,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那惊世骇俗的言论,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这让梁启超惊觉。

在梁启超的《三十自述》中有:“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冷水浇背,当头一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连床竟夕不能寐。”

这就是梁启超对康有为的初印象,他感受到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力量,所谓醍醐灌顶,大抵就是如此吧。从此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跟随康有为做了对当时社会来说的新兴改良,同康有为一起倡导改良主义,维新变法,以求清廷明清,国家强盛。

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收过不少学生,而梁启超无疑是最出色那个,梁启超作为康有为实施维新变法的一大利刃他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在那战乱纷争的年代去思考中国的命运发展,起先康有为把他用的是相当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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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梁康的维新历程

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在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的帮助下,连同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梁启超作为其主笔,可以说《时务报》完全是由梁启超撑起来的。

在最辉煌的时候,《时务报》曾经卖出一万多份,在那个不是人均九年义务教育的时代,能识文断句的人并不多,且交通不便,网络不通的时代,报纸有这样的发行量,足以看出梁启超的文笔力量。

翌年,梁启超在长沙担任时务学堂的宗教习,而康有为则依靠所谓的衣带诏,聚拢了一批拥护满清帝制的民众,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康有为在得知梁启超担任教习的消息后,并不赞成,将梁启超怒斥一顿后,并派他去美国处理保皇会的事务。正是因为这一件事,让两人之间生了嫌隙,从此两人的思想路线渐渐各不相同,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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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法失败,流亡日本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三十二岁的梁启超看到了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目睹了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戊戌变法中出卖维新派的是,这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梁启超。此后他与革命派接近,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革命派人冯自由在回忆录中表示:梁启超与孙中山往来越来越密切,受到孙中山的影响,梁启超也渐渐赞成革命。

在日本的十多年间,梁启超通过日文的翻译,研究和阅读了许多西方的学术文化著作他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在那战乱纷争的年代去思考中国的命运发展,思想言论也比原来更为激进,努力介绍西方的科学、文化,批判中国的封建旧学,积极宣传政治、学术、文化的改革,同时运用新的思想和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他成为了改良主义文学运动中的领袖人物。

梁启超希望中国走日本的明治维新之路,而不是走法国大革命之路,但也知道实际上中国已经无法走明治维新的路了,而不得不走法国大革命之路,这说明他的思想已经比变法维新时期有了进步,但还并没有达到革命派的思想水平。

他写信给康有为,在信上陈述了在日本这段时间的思想收获以及接下来打算做的事情。但被康有为严声反对,还骂梁启超为叛贼。梁启超也反驳过康有为,但并没有改变康有为的想法。康有为因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中出卖维新派的是,维护清廷政府的行动,得到许多满清人的拥护,在海外康梁的名头十分响亮。

被康有为骂了一顿后,梁启超这才断了这一念想,并继续跟随坚持改良的立场,为了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在1898年,他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

1902年,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但那时候梁启超迫于形势,不得已放弃了“保皇”的口号,取而代之的是“新民”。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与革命派论战中,创造了一个新词“中华民族”,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中华民族这一词,那时候的中华民族一词还是比较狭义,并不是现在的中华民族那么大融合,大包容,但确实是开了一代新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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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回归故土

清末1911年的宫廷未遂政变是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最后一次合作,从此两人分道扬镳,各自为阵。

回到祖国的梁启超与坚守清廷传统帝制的康有为思想已然不同,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和美国时,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回国之后,并没有跟随康有为的脚步去行动,而是转战革命派阵营。

辛亥革命后,他回到祖国,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但后来由于袁世凯要称帝,他反对了袁世凯称帝,参与了段祺瑞讨平张勋复辟,出任为财政总长,但是不久后辞职了。

1918年他到欧洲游玩,1920年回国后,便很少插手政治,而是从事于学术著作。他曾经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任国学教授,撰写了许多关于人文科学领域的著作,成为了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发展的主要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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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退出政坛

梁启超在日本阅读了大量史学文章,为他退出政坛,潜心研究文学打好了夯实基础,他写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诸多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新史学》一文。

在文中,他提出中国历来的史书,大多只是为记载史实而记载,而不是为了后人借鉴而记载。而他认为历史的意义在于为后人做例子,以史为鉴,所以他除了司马迁、黄宗羲等几人,其他的历史书都不认同。

梁启超在与革命派论战过程中,发明了一种介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这使得旧文人的科举者与新思想的学生都成为梁启超的追随者,就连普通老百姓都能明白梁启超的文章思想,这一新文体使得上到达官贵人、留学新生,下到平头百姓、挑水帮工都成为梁启超忠实读者群。

在日本时,他采用“拿来主义”的思想,直接将日文汉字词语引进到文章中来,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文的近代语汇。

1929年梁启超因病毒感染去世,他在人生的最后十年,都是在学校的书桌上度过的,奉献着自己的所有文学、思想艺术,为中国近代的文学出着自己的那一份力。梁启超的一生都在为中国民族独立,为祖国的尊严奋斗着。

他不断在改良派和改革派之间跳跃,看似是变化着的身份立场,其实他自始至终都是在以一个爱国文人的身份去保护自己的国家。因为他深爱着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不惜得罪慈禧而维护祖国的利益,也不怕各路文人的酸言辣语,梁启超一生都从未停下他手中的笔,他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这个国家,希望她越变越好。

参考文献:《三十自述》、《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新民说》、《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标签: 梁启超 康有为 改良 近代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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